美帝国主义为了扼杀新中国，于1950年6月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。这年6月25日下午2时，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要求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，强行通过了美国所谓北朝鲜部队“对大韩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”，“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”，请求联合国朝鲜委员会“尽快提出关于局势的建议”的提案。会后，一支由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迅速开往朝鲜，麦克阿瑟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。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的国防军，也于6月25日拂晓，在北纬38度线地区向38度线以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出其不意的进攻。第一次汉城战役打响了，接着是第二次水原战役、第三次大田战役以及第四次战役，把战线推到北纬35度线上。人们从中国东北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安东（今丹东市）眺望，只见飞机呼啸，炮声隆隆，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，金日成、朴宪永于同年10月1日，联名写信给毛泽东，信中分析了严重敌情后说：“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，不予我们时间，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，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。因此，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，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，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，援助我军作战！”毛主席说，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，必须抓紧准备。周总理认为抗美援朝应是自力更生的持久的作战。在战役战斗中，必须集中兵力与火力的绝对优势，围歼被我们分割的少数敌人，逐步把敌人削弱下去，以利长期作战。毛主席认为这个提议符合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，深表赞同。10月8日，彭德怀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，并同时由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。在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的口号声中，中国人民志愿军26万英雄儿女，其中12个步兵师、3个炮兵师，迈着整齐的步伐跨过鸭绿江，以后，预备队2个军以及新增加的20多个师也先后向朝鲜国土挺进。中朝军队经过13个昼夜的艰苦奋战，终于把顽敌的气焰打了下去，把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清川江以南，粉碎了敌人在“感恩节”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，朝鲜局势稳定了下来。此后，又在1950年12月31日发起进攻，经过7天7夜的鏖战，杀敌2万人，向前推进了80－100公里，再次解放了汉城，迫使敌人退至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。
美军失败惨重，杜鲁门政府对此忧心如焚。这时艾奇逊委托国务院顾问乔治·凯南同苏联驻联合国常驻代表马立克会面，以试探停战的可能性。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得到这一讯息后，立即邀请金日成首相于1951年6月3日来北京磋商，中朝领导人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讨论，最后一锤定音：同意进行停战谈判。几方通过电报，达成如下协议：一、谈判地点，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。二、正式谈判时间：1951年7月10日开始。三、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，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，翻译2人，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，等等。
1951年6月底，周恩来点“将”，指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参加停战谈判。赴朝前，毛主席召见李克农、乔冠华，就他们赴朝参加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。要求他们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，进行各项准备。同年7月4日，李克农、乔冠华一行动身前，周恩来又交代他们：“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随后，他们乘坐当年慈禧太后的专用“御辇”（火车包厢），到达安东后，随即乘吉普车过鸭绿江。7月5日上午到达平壤，在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成文陪同下，李克农、乔冠华会见了金日成首相，双方商量了中朝代表团的组成。
这年7月10日，停战谈判正式开始。
停战谈判初期，美韩并无诚意，就在谈判进行了一个月零九天之后，中方的军事警察姚应祥排长，带战士在中立区巡逻，突遭李承晚军袭击，不幸中弹牺牲，中方为此提出强烈抗议，在志愿军代表驻地举行追悼会，李克农见姚应祥烈士灵堂前，缺少能充分表达世人愤慨之情的挽联，要乔冠华拟一副，他不加思索，出口成章：“世人皆知李奇微（联合国军总司令）”，“举国同悲姚应祥”，就这样，一副更为令人注目的挽联立刻诞生了。
8月末、9月初，朝鲜半岛秋意渐浓，早晚凉了，乔冠华从北京出发，时值盛夏，原以为停战谈判只需一两个月，大家都未带寒衣，乔冠华着急了。他提笔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信： “炳南仁兄左右：开城秋深矣，冬装犹未至，东北在咫尺，奈何非其事？既派特使来，何以不考虑？吾人忍饥寒，公等等闲视，口惠实不至。难道唯物论，堕落竟如此？ 日日李奇微，夜夜乔埃事，虽然无结果，抗议复抗议，苦哉新闻组，鸡鸣听消息。嗟我秘书处，一夜三坐起。还有联络官，奔波板门店，直升飞机至，趋前握手见。又有新闻记，日日得放屁，放屁如不臭，大家不满意。记录虽闲了，抄写亦不易，如果错一字，误了国家事。警卫更辛苦，跟来又跟去，万一有差错，脑壳就落地。 千万辛苦事，一一都过去。究竟为谁忙，四点七五亿，遥念周总理，常怀毛主席，寄语有心人，应把冬衣寄。”
一场举世瞩目的停战谈判，以打油诗形式写出，诉尽中国代表团的甘苦和浪漫，乔冠华的风流倜傥于此可见一斑。乔冠华去朝鲜从事停战谈判工作期间，周恩来特地安排龚澎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探亲，后来龚澎在北京生下第二个孩子（女儿）便取名“松都”（意为松山有孕，首都出生）。
停战谈判于8月中旬中断，美、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，妄想从战场上得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。结果15万美李军被中、朝军队歼灭，10月10日，停战谈判地点由来凤庄迁到板门店，双方又坐到谈判桌上来。有人估计，这次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了。可是，乔冠华却独具慧眼，他给代表团成员讲话，作了如下分析： “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，我多少有些担心。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，他竟诬蔑我方杀害战俘……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，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见面。奇怪的是杜鲁门（美国总统）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，声称‘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，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’。一个大国的总统，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，这不是一般情况，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，我没有把握，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。”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美、李方谈判代表，抓住所谓“战俘问题”大作文章，使停战谈判受到重大阻碍。
1953年2月初，毛泽东、周恩来根据朝鲜半岛战局的发展变化，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，于是电告李克农、乔冠华，要他们就“是否可以再给他（指美国）一个台阶下，是否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”的问题，要乔冠华研究并提出建议。2月19日，乔冠华复电毛泽东、周恩来，陈述自己的看法： “根据最近情况，大体可以肯定，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。解除台湾中立化，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；封锁搞不起来；两栖登陆困难更大。艾森豪威尔（美国新任总统）欲借以吓人，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，…… （一）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，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的行动，激怒了很多中间国家，多少抵销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。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，拖到下届再说。 （二）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，本想借以压我们，联大压不成，战场又无多少办法，本可自回板门店，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，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，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回板门店试试，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。 （三）如果我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，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，……如果我以金（日成）、彭（德怀）致函形式，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，有些示弱，反易引起对方幻想。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，让现状拖下去，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来采取行动为止。”
毛泽东、周恩来同意了乔冠华的看法。果然，三天后（2月22日），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、中方面，建议在板门店先就交换战俘问题进行谈判，4月26日，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停战谈判，又在板门店重新开始了。人们都说乔冠华料事如神。
同年6月25日，在美军侵朝战争爆发三周年的纪念会上，乔冠华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作了一次关于停战谈判的形势报告，他说： “我们现在很主动，我们不着急。只有不着急，停下来才是可靠的，稳定的！……签字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。停战委员会的活动是频繁的。由双方军事代表所组成的联合观察组的活动还是卓有成效的。” “前途如何？看来还要拖一段时间，但最长不会超过一年，因为我们有力量，有道理，最后他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。还得谈，还得停。我们是能够胜利的，而且已经胜利了。”
乔冠华讲话的一个月后（7月27日），停战谈判经过两年零半个月的艰难岁月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当天上午10时，谈判桌上摆着18份文本。双方人员分别由指定的东西两门入厅，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哈里、韩国代表霍德新进入大厅，在自己一方准备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，然后由双方工作人员互相交换文本，再在对方交来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。之后，由工作人员把文本带回，金日成、彭德怀、克拉克也在协定上签了字。在协定签字前5天（22日），双方即已停火。停战协定签字以后，双方又围绕停战协定规定的各项条款是否严格履行，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斗争，直到1954年底才告结束。
摘自《文采风充话“二乔”》，曹晋杰著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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